《周易》的影响，在实用层面，其思维渗透到中医（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军事谋略、艺术创作（如书法、绘画的“虚实相生”）等领域；精神层面，它塑造了中国人“既重变通又守原则”“既知忧患又求进取”的处世态度，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一，其哲学思想、思维模式和象征体系对中国文学史上诸多著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

一、 哲学思想著作

   《道德经》：《周易》的“阴阳相生”“刚柔相济”思想与《道德经》的“对立统一”“道法自然”理念一脉相承，二者都强调宇宙规律的辩证性。《周易》对《道德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周易》与《道德经》作为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哲学经典，二者虽分属不同思想流派（《周易》为儒家重要典籍，《道德经》为道家核心著作），但在宇宙观、辩证思维、处世智慧等层面存在深刻的思想关联。《周易》的哲学理念对《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宇宙本源论：

   “太极”与“道”的同源性。  《周易》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为《道德经》“道”的概念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

   1、《周易·系辞上》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终极本源，是无形无象却蕴含一切变化可能的混沌状态，其通过阴阳二气的运动化生万物。

   2、《道德经》继承这一思路，将宇宙本源明确概括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这里的“道”与《周易》的“太极”本质相通——二者均是超越具体形态的终极实在，是万物生成的根源；“道生一”的“一”对应“太极”，“一生二”的“二”对应“阴阳两仪”，万物生成的逻辑与《周易》“太极生万物”的演化模式高度契合。

   3、《周易》“太极”的“无形而有实”特性，与《道德经》对“道”的描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隐无名”）一脉相承，均强调本源的超验性与实在性的统一。

   第二、辩证思维：阴阳变易与对立转化的共通性。

   《周易》的阴阳辩证思维深刻影响了《道德经》的矛盾转化观念。

   1、《周易》的核心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阳对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事物通过阴阳的消长、转化实现运动变化，例如“刚柔相济”“否极泰来”，强调矛盾双方的依存与转化。

   2、《道德经》将这种辩证思维发展成为了更加系统的对立统一理论，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2章），明确指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更强调“反者道之动”（第40章），即事物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方向转化，这与《周易》“物极必反”的思想完全一致（如《周易·乾卦》“亢龙有悔”揭示过度则败的规律，《道德经》则以“物壮则老，谓之不道”呼应）。

   3、 二者均以动态视角看待世界：《周易》以“变易”为核心即“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德经》则强调“周行而不殆”（第25章），认为“道”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的永恒变化，本质上是对《周易》变易思想的深化。

   第三、处世智慧：“无为”与“顺应自然”的思想。

《周易》“顺应天道”的理念为《道德经》“无为”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1、《周易》主张“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系辞上》），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不强行妄为，通过“安时处顺”实现与道的统一，例如谦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倡导谦逊守柔。

   2、《道德经》将这种“顺应自然”发展为“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主张摒弃主观妄为，顺应事物本然规律。这种“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如《周易》“变通者，趋时也”所强调的“因时制宜”，在顺应规律中实现目标，例如《道德经》“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与《周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精神相通。

   3、二者均推崇“柔弱”的价值：《周易》坤卦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倡导柔静包容；《道德经》则提出“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将“柔”视为顺应道的体现，本质上是对《周易》“刚柔相济”中“柔”的一面的深化。

第四、文本与概念的隐性呼应。

   除核心思想外，《道德经》的部分概念与表述可追溯至《周易》的影响。

   1、 《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道德经》则以“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第51章）呼应，将“生”视为“道”的核心功能，“德”则对应《周易》“厚德载物”的滋养之力。

   2、《周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中的“神”指自然规律的微妙变化，《道德经》“神得一以灵”（第39章）中的“神”与之相通，均指超越人力的自然灵性。

   3、 《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对“道”与“器”的划分，与《道德经》“朴散则为器”（第28章）中“朴”（道的本然状态）与“器”（具体事物）的关系形成呼应，均强调本源与现象的层次区分。

   第五、小结：同源异流的哲学智慧

   《周易》与《道德经》虽分属儒道两家，但在宇宙观、辩证思维、处世原则等层面共享着先秦哲学的核心智慧。《周易》以“太极”“阴阳”构建宇宙模型，以“变易”“中和”揭示规律为《道德经》“道”的本源论、“反者道之动”的辩证观、“无为自然”的处世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而《道德经》则在《周易》的基础上，将这些理念进一步系统化、抽象化，形成更具道家特色的哲学体系。二者共同展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动态平衡”的核心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双璧

   《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儒家将《周易》列为“六经”之一，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思想成为儒家倡导的君子品格的重要来源，影响了儒家对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的论述。

   二. 文学理论著作

《文心雕龙》：刘勰在书中大量运用《周易》的阴阳、刚柔等概念分析文学创作，如以“刚柔”论文章风格，以“通变”谈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使文学理论更具哲学深度。

   三. 古典小说

   《红楼梦》：书中融入了《周易》的象征思维和宿命观念，如“太虚幻境”的判词、人物姓名的隐喻（如“贾雨村”“甄士隐”对应“假语存”“真事隐”），以及“阴阳消长”的命运循环主题，都与《周易》的思想内核相通。《周易》对《红楼梦》的影响：

   第 一、哲学思想方面：

   《周易》的阴阳学说贯穿《红楼梦》始终。如史湘云和翠缕论阴阳，其源头是《易经·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书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暗示贾府由盛转衰是阴阳消长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周易》中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走向对立面的思想。

   第二、 人物塑造方面：

   清代学者张新之运用《周易》的卦象来解读《红楼梦》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的命运。他认为元春为《泰》卦，迎春为《大壮》卦，探春为《夬》卦，惜春为《乾》卦，但因悉女体，阳皆为阴，所以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预示了四姐妹的悲剧结局。此外，贾宝玉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一观点，也与《周易》中以阴阳说明对待之事物的观念相关，《易·坤卦·象传》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红楼梦》则用其义将男女对立看待。

   第三 、情节设置方面：

   张新之通过数理推演，揭示了《红楼梦》回目和日期中的象数隐喻。如第一回甄士隐告诉贾雨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张新之指出“十成数，九阳数，十除九为一，一则吉”，预示了葫芦案情节中贾雨村对甄士隐恩情的背叛。第二十三回贾政回禀贾母二月二十二日为吉日，宜令宝玉等人搬至大观园，张新之认为二月二十二日以阴数贯通上下，与以女性为中心舞台的大观园正好匹配，且两个月共六十天，六十为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一个甲子年，寓意家族兴衰与岁月循环。

   第四 、象征手法方面：

   《周易》的“以象尽意”对《红楼梦》的象征手法影响显著。如《红楼梦》中人物形象之间互为映衬，袭人为宝钗的影子，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这种“影子说”出自《周易》中实象和假象的关系，本象能衍生出数个假象，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在意义上相通。

   《三国演义》《水浒传》：作品中对“兴衰更替”“天道循环”的描写，暗合《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规律，如王朝兴衰、英雄聚散的情节设计。

   《金瓶梅》：《周易》对《金瓶梅》有深刻影响：

   第一、主旨立意与人物命运：

   《周易》的善恶报应思想贯穿《金瓶梅》全书。小说第一回即点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主题。西门庆害人性命、掠夺钱财、纵欲无度，最终“溺血而死”，其死后西门家族也土崩瓦解。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及陈经济等人，违背天道人伦，皆受到报应，不得善终。这些都体现了《周易》中个人行为的善恶将引起不同结果的思想。

   第二、结构布局：

   《周易》将宇宙万物抽象为阴阳二体，《金瓶梅》在结构布局上受到阴阳对立思想的影响。如西门庆和他的六位妻妾构成的“七子模式”，其数理依据是《周易》的“七日来复”思想，西门庆为阳，六位妻妾为阴，体现了一阳与六阴的对立。此外，《金瓶梅》每一个十回的次结构中，第九、十回往往特别重要，这与《周易》中“九”为阳数之极、“十”为阴数之极的观念有关。

   第三、故事情调：

   《周易》中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促成了中国古人的阴阳二元“对称”型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金瓶梅》的故事情调。小说中通过各种人物关系和情节的对比，如西门庆的阳刚与妻妾们的阴柔，展现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使故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四. 诗词与散文

   唐诗宋词：许多诗人借用《周易》的意象或哲理抒情，如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体现的“乐天知命”思想，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暗含的“刚健有为”精神。

   唐宋八大家散文：韩愈、柳宗元等在议论文中常以《周易》的“道”“理”为立论依据，强调文章的“载道”功能，与《周易》“立象以尽意”的表达逻辑一致。

   五. 宗教与神秘主义文学

   道教典籍与谶纬文献：《周易》的卦象、占卜思想被道教吸收，成为炼丹、修仙理论的符号体系；谶纬文献则借用《周易》的预言模式解读历史变迁，如《推背图》的卦象预言。

   总之，《周易》通过其辩证思维、象征体系和文化精神，渗透到中国文学的多个领域，影响了作品的主题内涵、结构设计和艺术表达。《周易》既是一部记录古老占卜智慧的文献，更是一部蕴含宇宙规律、人生哲理和文化基因的“大道之书”。它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占卜结果，而在于其揭示的“变化规律”与“处世智慧”，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安顿人生的精神源头之一。

作者简介：

   文平凡，男，1958年出生于广东惠阳。中医主任医师兼中医学教授。77级大学生，1982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疗专业本科毕业，在惠州市中心医院内科工作后获取主治医师资格。曾到中山医学院参加全国肾脏病进修班学习一年。在惠州市中医医院取得主任医师资格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职称。近十几年在惠州市第一医院给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专业来医院见习的本科学生讲授《中医学》和给市卫健局组织的西医学中医培训班学员讲授中医理论课，因中医理论丰富扎实讲课生动有趣简明扼要而深受学生学员欢迎。曾经出任惠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兼党委委员，惠州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