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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文化——张涛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0-12-21

 编者按:本文为《孔子学刊》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张涛教授 的专访,发表于《孔子学刊》第十一辑,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孔子学刊》(以下简称《学刊》):张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些年来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周易》,成绩斐然。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易学研究道路的?一提到《周易》,有人称其为群经之首,有人认为其是卜筮之书,那么,您如何评价《周易》一书?

张涛先生( 以下简称“ 张先生”):我对《 周易》的喜爱和关注,始于三四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在母校山东大学读本科、硕士期间,我就对《周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有幸师从田昌五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向的博士学位,开始重点关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关注《周易》和早期易学的发展。得到田先生的悉心教诲和认真指导,又得到杨向奎、余敦康、孔繁等前辈学者的鼓励和指点,经过努力,我最终撰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以此为契机,我走上了研《易》、弘《易》的学术道路。

《周易》或被称为群经之首,或被认为是卜筮之书,应该说各有其文化渊源和学术依据。《周易》中既有“ 形而上”的“ 道”,有系统思维和哲学思想,也有“ 形而下”的“ 器”,有具体的操作手段,有预测、占筮的功能。人们常说研究《周易》应该包括象、数、理、占等内容,其实这些内容在《易传》中都有相关的表述。比如,《系辞上传》中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周易》为卜筮之书,这是宋代朱熹的经典概括。朱熹多次强调“《易》本为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作”,充分肯定卜筮作为《周易》的基本底色、原初功能及其应用价值,这也成为朱熹易学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实,《易传》中的《系辞传》和《说卦传》对《周易》的占筮功能都有翔实论说。比如,《系辞上传》曰:“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结合《周易》的成书史来看, 其卜筮功能主要与周文王有关。我们都知道文王也即西伯演《周易》的说法,就是文王将伏羲所画八卦符号两两相重,八八共为六十四卦,扩大了卦象所覆盖的范围,极大地丰富了《周易》的外在形式和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文王规定了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所代表的含义,也就是卦辞;又赋予了三百八十四爻中的每一爻一定的意义,也就是爻辞。文王撰写的卦爻辞,通过象征的方法揭示了世界的运行规律,从而使《周易》具备了逢凶化吉、占知未来的功能和作用。当然, 也有说法认为文王撰写了卦辞,周公撰写了爻辞。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的出现本身就凸显了《周易》的卜筮功用。另外,根据《周礼》《左传》《汉书》等典籍记载,自周秦以来,官府、官学和民间学派都将《周易》用作占筮书,《左传》《国语》中还记载了很多将《周易》用作卜筮、预测的实例。西汉以来的历代朝廷也大多设置占卜机构,掌握着《周易》占筮之技。以上所论,是《周易》被视作卜筮之书的重要依据和渊源。

再看看《周易》为群经之首。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籍文献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整理是在汉成帝时期,由刘向、刘歆父子主持,并编纂了历史上第一部图书目録《七略》,其中《易》就位列《六艺略》之首,而《六艺略》又是诸类典籍书目之首。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承袭其说,指出:“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这里“《易》为之原”的概括,可以说是中国易学史、经学史、儒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论断。就历史的久远程度而言,易道亘古不变,与天地齐等;就典籍的重要性而言,《周易》包络天地,为“ 五常之道” 的本原。我们也要注意,《周易》在汉代时居于儒家经典之首,同样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的。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的历史地位,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文化依据,也对后世学者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启迪作用。此后,随着儒家经典范围的不断拓展和扩大,从“ 六经”“ 七经”“ 九经”“ 十二经”,再到“ 十三经”,《周易》始终居于首位。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易类图书仍然处于群经之首的地位。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冠冕是易学。

应该说,群经之首与卜筮之书是《周易》思想品格和文化特性的两个侧面, 也由此分流出精英易学和民间易学,或者说是易学的学院派和民间派。一方面, 我们强调《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必须用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研究它;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够满足“ 百姓日用” 的实践之学,易学的生活化、社会化、大众化、通俗化是易学不断获得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两者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们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与历史的统一性。《周易》六十四卦具有突出的卜筮功能,而文本化的《周易》在继承卜筮形式、内容、功能的基础上,藴含了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特征,显示出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的重要特点。两者都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它们割裂、对立起来,而应该使它们相互取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在探求学术真理的道路上相伴而行、相得益彰、殊途同归。

《学刊》:《汉书•艺文志》说“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并简单记载了《周易》与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密切关系。请问,您是如何认识《周易》成书历程的?

张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周易》有着极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和研究史,经过了历代圣贤的创作、推演、加工和阐述,内容丰富,思想精深。

“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周易》成书历程的精练概括,也就是说,早在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时,即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八卦;大约三千年前,相传周文王重卦并作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通常被称为“ 狭义的《易经》”;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相传孔子又作《易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翼”,也习惯称其为“广义的《易经》”。所以,《周易》包含了《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当然,历史上还有“ 人更四圣”的说法,此说始于东汉, 马融等人在“ 人更三圣”的基础上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卦爻辞是文王、周公父子俩共同完成的。马融的观点为后来的陆绩、孔颖达、朱熹、陈淳、胡一桂、刘沅等人所接受。当然,古今都有人怀疑“ 三圣”及其与《周易》关系的历史真实性,现在看来是有些疑古过勇了。

事实上,说到《周易》的成书历程,与其密切相关的还有它的学派归属等问题,学术界历来分歧严重、众说纷纭,尤其是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更是天水违行、立场迥异。其中,或信守汉唐学者之说,认定孔子作《易传》, 并把《易传》当作分析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基本史料之一;或强调《易传》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道家,包括道家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各有所据,各得其正,各有其合理性和影响力,但又各有所偏,各有所蔽,各有其质疑者和批评者。后来,又有学者指出,《易传》的思想基调是儒道互补,是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的相互结合、补益。应该说,这是易学研究的一大突破、进展,但似乎还没有彻底解决相关问题,还有继续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20 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对《易传》的成书历程和学派归属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易传》诸篇是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其问世不仅与孔子和儒家、老庄和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也联系紧密。可以说,诸子各家都从《易传》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中得到了某种启示和沾溉,获得了众多资源和丰富养料,同时又将自己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融入《易传》的成书过程中,促使其成为秦汉思想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贡献又是最为突出的。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周易》和易学正是贯通儒释道的核心津梁和重要平台。历史上,不管是硕学鸿儒,还是大德高僧或高道,都对《周易》和易学情有独锺,并且多有体悟和探究。《周易》能够为三教所接受、尊崇和研读,甚至影响到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周易》特别是《易传》的文化特征和思想品格,最根本的就是其兼收并蓄、综合超越的特性。在儒释道相向而行、彼此调和、相互取鉴、相互补益、相互融通的发展进程中,《周易》和易学始终发挥着核心津梁和重要平台的作用,而这又反过来证明我们将《易传》视为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虽不中,亦不远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儒释道文化的相互融合对于《周易》的成书和演进历程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

《学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讨论不已的话题。《论语》中提到孔子学《易》,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并作《易传》。张先生能否再具体讲讲孔子对《周易》的贡献?

张先生:的确,古往今来,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讨论不已的话题, 易学的演变和发展与孔子密不可分。根据我们的理解,孔子对《周易》和易学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孔子晚而喜《易》,一个是孔子与《易传》或者说“ 十翼”的关系。

我们先说孔子晚而喜《易》。这方面的数据,有《论语》《史记》《汉书》, 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等。《论语• 述而》中记载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孔子的一句话,他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 五十以学《易》”云云,历史上曾因《论语》版本源流问题而产生学术分歧,这里有必要简单说几句。与其它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也一度失传, 至汉代时出现了若干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与《古论语》记载的“ 五十以学《易》”不同,《鲁论语》将《周易》的“ 易”写作“ 亦”,于是后世有学者据此否定孔子学《易》。近年来,学术界经过充分争鸣和讨论,倾向于传统的说法,即《古论语》记载的“ 五十以学《易》”更为可靠。如李学勤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古论语》作“ 易”,《鲁论语》作“ 亦”,其中异文的产生是音近通假或传讹所致,此论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从《论语》的版本源流来说,《鲁论语》只是《古论语》的改编本,《古论语》更为原始,更为可靠。《鲁论语》将《周易》的“ 易”写作“ 亦”,当属笔误,这也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史记• 孔子世家》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有更加完整的记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絶。曰:‘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 儒林传》承袭了这种说法,指出孔子“ 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絶,而为之传”。孔子喜《易》而“ 韦编三絶”,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记载的“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云云,其义相同、相通、相近。上述史料明确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这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只是关于孔子对占筮的态度,学术界尚有分歧。众所周知,《论语• 子路》记载孔子曰:“ 不占而已矣。”学者们通常据此认为孔子不提倡占筮,即对占筮持排斥态度。事实上,孔子这句话的用意在于强调为德有恒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单说是对占筮的排斥。相反,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的发现,我们看到孔子不仅不排斥占筮,甚至还精通此道。据《要》篇记载,子贡问孔子是否相信《周易》的占筮,孔子回答说:“ 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就是说,孔子不仅相信,而且他自己占筮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所以说孔子精通占筮之术并不为过。当然,孔子同时强调了自己占筮的目的是观其德义:“《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他追求的境界是“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 守]者而义行之耳”,这是与史巫之筮的最大区别。“ 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孔子还感慨道:“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应该说,孔子的占筮同史巫的占筮相较,虽然方法相同,但其归宿和追求明显有异。

根据上面提到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我们能够发现,孔子并不排斥占筮, 只是“ 不安其用而乐其辞”,重在“ 观其德义”,“ 求其德”。《论语》“ 不占”之教只解释了孔子不安其卜筮之用的一面,而孔子好《易》主要在于“ 乐其辞” 而“ 求其德”。比如,他用《恒卦》九三爻辞“ 不恒其德,或承其羞”来诠释恒守其德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孔子在继承史巫传统的基础上对筮占易学进行了创新、改造,从筮占易学的“ 数”中阐发儒家的“ 德义”,将《周易》视为道德训教之书,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借鉴和教育作用。这不仅促使《周易》逐渐摆脱宗教巫术的桎梏,向着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向迅速发展,而且孔子治《易》的态度和方法也为后代学者所传承,对易学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绵绵不絶的重要影响。

我们再谈谈孔子与《易传》也就是“ 十翼”关系的问题。上文提及,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认为孔子作《易传》,由此开始,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千百年。唐代孔颖达在《 周易正义》序言中说:“ 先儒更无异论。”然而到了宋代,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这一传统说法开始受到质疑。目前,尽管仍有学者坚持孔子作《易传》的传统观点,甚至有直接引用《易传》作为孔子思想的史料依据者,但更多的学者普遍认为,“ 十翼”并非孔子手订,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作,而是成于多人之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增删订补,最终在战国中后期定型。客观来看,结合宋代欧阳修以来的相关考辨,一方面,我们确实难以直接将《易传》的著作权归于孔子;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易传》中藴含的丰富哲理,确实与孔子和儒家倡导的价值理念有诸多契合或相通之处。而且,孔子生逢乱世,历尽艰难险阻,备尝颠沛流离,“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甚至“ 知其不可而为之”,终生追求自己认定的社会真理和人生目标,其实际行动也是对《周易》自强不息精神的深刻诠释。他提出的“ 君子道者三”,“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亦与《周易》的君子观相合、相通。另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子夏、商瞿等人传《易》的记载。这些都表明,易学在儒家内部一直是前后相继、传承不絶的。

总之,孔子及其后学为《易传》成书以及易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及至汉代,《周易》被确定为群经之首,也与此有着直接关联。其后《周易》和易学本身的形态虽然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但一直都居于官方的、主流的地位。受到孔子的影响,历代儒家学者不断习《易》、研《易》,著书立说,极大地丰富了易学思想的内涵,促进了易学研究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学刊》:我们关注到您曾撰文专门探讨《周易》缘文化,其中的“ 缘”字引人注意。请问,如何理解这个“ 缘”字?《周易》经传中的缘文化思想内涵是什么?

张先生:首先,我们说说“ 缘”字。提起“ 缘”“ 缘分”等缘文化字词,人们一般会想到佛教。其实,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缘”“ 因”等字词就已出现在《论语》《孟子》《管子》《荀子》等典籍之中。许慎的《说文解字》将“ 缘”解释为“ 衣纯也。从纟,彖声”,就是“ 衣边”“ 镶边”,有缘饰的内涵。《荀子•正名》载:“ 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 缘”字被引申为事物关系链条中有所依靠、凭借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与“ 缘”相关的还有“ 因”字,比如孔子就说过:“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主要着眼于殷周礼乐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沿革变迁,意图寻求并把握后代文化发展和前代创获之间联系与演变的线索。“ 缘”与“ 因”词义具有相近之处,从词源演变以及词义训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词并举连用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人们往往认为缘文化来源于佛教。佛教所讲的“ 因缘”“ 缘起”,是指产生某种结果的直接原因,以及促成这种结果的某种条件。按照佛教“ 因缘” 说,世间万物的生成以及人事行为的形成,皆起于“ 因缘”,而这种结果的生成、形成,都具有相应的原因和条件。

中国传统典籍中的“ 缘”“ 因缘”与佛教经典文献中的“ 因缘”“ 缘起”,在意义上不乏相近、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存在不小的差别。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 缘”所具有的依靠、凭借等含义,涉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关系属性,也指向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精神、心理、情感的归属,以及价值认同等层面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佛教所讲的“ 因缘”不承认任何物质性、实体性的联系,而是强调这种联系的对象其本性是空虚的,属于灵魂、精神层面的关系。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关联不仅要求人们意识到识缘的迫切性,同时也要注意到随缘的必要性,这对于丰富中国缘文化的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再来说说《周易》经传中缘文化的思想内涵。众所周知,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婚姻又是家庭的开始,因而以追求“ 天作之合”与“ 二人同心” 为目的的《周易》姻缘文化,在中国缘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周易》对姻缘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论述,并对中华民族婚姻家庭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周易》看来,男女结合与阴阳交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念。

《系辞下传》曰:“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就是说,只有男女“ 构精”结合,纔有可能繁衍后代,婚姻家庭是人类繁衍的基础,也是国家稳定的依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男女姻缘、夫妻之道应当稳固长久。

《序卦》曰:“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归妹卦•象传》曰:“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男女结为夫妇,应使生息延续,永久相传。君子效法归妹卦象,应当永保其终,要了解“ 不终”的弊病并加以防范,最后纔能真正做到“ 永终”。可以这样讲,“ 恒”与“ 永终”对中国传统姻缘文化作了很好的诠释。

那么,如何保持和美而长久的姻缘呢?《周易》对此也有深刻阐发。《系辞上传》开宗明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也就是说,必须秉持男尊女卑和男刚女柔的原则。当然,《周易》的姻缘文化尽管主张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但也认为夫妻应该相互尊重、彼此沟通。《周易》上经重在言天道,下经重在明人事。《咸卦》处于下经的首位,谈男女相感相应,意在强调人事之兴始于婚姻,男女相感相悦纔是和美姻缘的开始。

其实,互动、相感并不仅仅局限于男女,整个社会都涉及相感与否的问题。比如,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以及亲戚或朋友之间,只要相感,双方关系就是和顺亨通的,长此以往,社会关系也就处于全方位和谐的良性运转的状态之中。在当代社会中,《周易》姻缘文化中的很多观念仍然富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该被人们忽视或忘却。

《学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请问,博大精深的《周易》对中国文化有什么积极影响?

张先生:《周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易学的研究和运用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综合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周易》逐渐由原始的卜筮之书发展成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学术风格等对秦汉以降思想文化的发展多有启示和影响,在宇宙观、历史发展观、人生理想观、社会政治观以及治学风格和特色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并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建设,影响了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化学、农林、医药、建筑、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发展。清代四库馆臣评价说“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其言不虚。随着易学研究、易学实践、易学运用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周易》和易学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实现诚意正心、进德修业的重要精神资源,特别是其中藴含的丰富的和谐理念和强烈的创新意识,至今仍为人们所重。

余敦康先生曾经指出:“ 中国智慧在《周易》,《周易》智慧在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精神之一,而追根溯源,《周易》实为其重要的渊薮。《周易》倡导的建立在阴阳和谐基础上的和谐,大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也就是天人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也就是说,《周易》的和谐理念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发展。可以说,和谐是《周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充分挖掘、认真借鉴《周易》的和谐思想与智慧,将有助于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困惑,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面对目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周易》及易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头和载体,藴含着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智慧,相信也会对解决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创新从来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而《 周易》则是中华民族创新理念的重要渊薮。自强不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贯穿《周易》全书和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基本思想线索,创新是《周易》的重要内涵。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在包容、吸纳、融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周易》海纳百川的相容理念有着密切联系。《周易》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在多样性、多元性的前提下寻求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性、统一性, 也就是“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主张只有兼容并包,并施以智慧,纔能够“ 厚德载物”;讲求融通,“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从而“ 弥纶天地之道”。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易学智慧特别是其会通理念、包容精神,对于深刻理解中外文明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具有实质性的世界文明对话的模式、机制和平台,进而真正实现中外文化的互鉴、交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正是深刻认识到《周易》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我们纔始终秉持知行合一、道器合一的理念,在认真整理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注重易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力求通过易学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持,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方法和宽广路径。

《学刊》:目前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时期,国内、国际上易学研究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趋势?

张先生:是的,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了复兴时期,国内、国际上的易学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根据本人的观察,大体说来,这些进展和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学文献整理编纂的新进展。分别由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启动的《儒藏》编纂工程,可以说是我国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这两种《儒藏》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四川大学版重在研究创新,北京大学版重在普及推广。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版本都广泛收録了各种易学著作,其中包括中国出土的易学文献资料;除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之外,还择要收録了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中文写作的易学文献典籍,是近年来易学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2013 年、2018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主持整理的《中国易学文献集成》共68 册和《中国易学文献集成续编》共70 册, 对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代表性易学文献的精刻善本进行了整理影印,应该说是前 所未有的易学文献集成。2018 年,本人主持承担的“ 四库丛书易类集成”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计划对《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四库系列丛书中的易类著作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编纂。值得关注的还有,得益于现 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易学文献的数字化也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我们正在与国学 网合作筹备建设易学古籍数据库,希望能够为易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 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等国外易学典籍的整理研究,也逐渐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第二,《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研究的新动向。近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对《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的认真梳理和系统研究,而且已经初步完成对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易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创新开拓意味的论点。比如,前面谈到的《易传》学派归属,我们认为其是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再比如,以往人们普遍专注于探讨历史上的易学名家、专著,近年来的易学史研究则呈现出新的趋势,就是把易学置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下进行全方位审视,对易学研究对象重新加以界定,把许多并非专以易学名家但确实与易学有关的人物及思想囊括进来,扩大了易学的研究范围。正是在易学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和领域不断拓展的大趋势下,近年来各种断代的易学史研究成果愈发丰富。

第三,国外易学研究的新成果。目前,国外易学研究已经成为整个易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成为国内学者的他山之助。美国夏含夷教授早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周易〉的撰着》,利用甲骨文、金文及传世的《诗经》互相比较考证,证明《周易》是公元前9 世纪的作品。近年来,他更加注重运用出土文献进行易学研究,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比如,他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表明在不晚于公元前3 世纪时,其文献就大体以今本的形式在流传了。著名的美籍华人成中英教授作为公认的“ 第三代新儒家” 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特别关注《易经》的管理哲学。日本池田知久教授,长期重视易学研究,主要通过对今本《周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对比分析,讨论《周易》与原始儒学的关系以及儒学早期发展历史和《周易》哲学的诞生等问题。总之,国外易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对其加以参考、借鉴,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大趋势。

第四,出土易学文献的新发现、新探索。20 世纪20 年代,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曾经指出:“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 世纪易学研究的“ 新发见”,是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土易学文献的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敦煌卷子《周易》、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相关文献等。随着这些文献公之于世,许多学者运用“ 二重证据法”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将其与传世文献相互释证。特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的公布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出土易学文献研究再次呈现出日渐升温的趋势。研究表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应该是战国时人总结数字卦筮占方法并开示典型案例的著述,属于三《易》之外的术数类卜筮之书。它证明了数字卦是真实存在的,可归于早期“ 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类,汉代孟喜、京房或许受到过它的影响。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确实与《归藏》密切相关。这些为研究先秦易占筮法问题提供了全新数据,也为厘清秦汉易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上述新进展、新动向、新成果、新发现、新探索,都为易学研究者进一步开展易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编辑整理:陈以凤 陈霞

文章内容来自 孔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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