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是北宋邵雍的著作。这部书历来被认为富有神秘性，邵雍本人也被视为传奇式的神秘人物。其实，他是在实实在在地研究周易，探讨易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对先秦易作了独到的发挥，创立起易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先天易学体系，并成为数理易派的先导。《皇极经世》非世俗术数书，而是通贯古今和未来，蕴涵宇宙一般规律，以先天易为表达形式的社会科学著作。人们之所以感到神秘，是由于对其内涵还缺乏了解，还不能破译。只要下功夫作一番认真研究探讨，弄清了其真正内涵，就不会感到神秘了。
   邵雍(公元1011年至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宋史》有传。他出生于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后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又迁居洛阳，直至晚年终于洛阳。他一生未仕做平民，却与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等政界、学术界名流交往密切，不少官吏、士子是他的学生。所谓“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士大夫过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先至先生之家”，可见，当时就很有名望。
   邵雍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程颐称他为“内圣外王”之学，魏了翁称“秦汉以来，诸儒无此气象”，杨龟山称“皇极之书，皆孔子所未言也”，蔡元定说邵雍“引经引义别为一说，用字立文自为一家之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王植说：“邵子探造化之原，究极天人之蕴，尽天地之终始，古今之往来，以穷万物之理与数，其眼底则海阔天空也，其胸中则春晴日午也。于先儒中别具神奇，其微言渺论，原自难得解人也。”(以上皆引自王植《皇极经世书解》)邵雍及其著作受到学者们的赞许，但其书别具神奇，难得解人恐怕也是事实。
   《宋史》说：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澈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邵雍的学说与先秦周易有所不同，故其书被称为“易外别传”，虽然学者们未曾轻视邵雍，但也未有人真正继承发扬他的学说。直至人们知道了十八世纪初德国人莱布尼茨创二进位数理论与邵雍先天易图暗合这一现象时，才一度引起人们对邵雍易图的注意。但终因其先天易学说未得到破译，所以《皇极经世》仍然流传不广。
   邵雍本人对其学说还是颇为自信的。他吟诗道：“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安乐窝中事事无，惟存一部羲皇书……苟非先圣开蒙吝，几作人间浅丈夫。”“官职固难称太史，文章却欲学宣尼；能归岂谢陶元亮，善听何惭钟子期，德若不孤吾道在，尧夫非是爱吟诗。“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赞易时……虽知同道道亦得，未若先天天弗违。”“志快不须求事显，书成当自有人知。”邵雍相信他的学说终会找到知音的。莱布尼茨首先揭示出邵雍易图中所涵二进位数理．也许邵雍先天学说中更多的奥秘将逐步被揭示出来。
《宋史》说邵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也说邵雍“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宋史·邵雍传》)上蔡谢氏说：“尧夫精易之数，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皇极经世绪言》)这大概是有事实依据的。有关资料记载：曾有人问邵雍，宋朝的国运如何，邵雍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指出晋书所载怀帝和愍帝的史迹让问者看，后来北宋的徽宗和钦宗果然做了金国的俘虏，同西晋的怀帝和愍帝的下场一模一样。邵雍与客人在洛阳天津桥上散步，忽然听到杜鹃的叫声，杜鹃是南方的鸟，在中原听到杜鹃叫，邵雍认为是天地之气运由南而北。表明天下将乱，果然不久，王安石推行新法，朝野骚动起来。邵雍生前曾说，中原战乱，蜀地最为安全，嘱咐他的儿子邵伯温可迁居四川。邵雍死后，邵伯温做成都路提点官时，就把全家迁居成都，避免了自北宋末年开始的中原和江南一带的多年战乱之苦。而邵雍的学术著作只此一部《皇极经世》，却未为后人留下筮案。邵雍本人又是鄙视世俗术数的。他说“世人以数而人术，盖违于理也”，司马光说“尧夫论易不践袭前人之说，尧夫深斥术家，盖造于理也”(《温公说易》)即是证明。但是，邵雍遇事有先见之明，他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在《首尾吟》中写道：“每用风骚观物体，却因言语漏天机。”“闲散何尝远人事，语言时复泄天机。”“许大天时犹可测，些儿人事岂难知。”“八卦小成皆有主，三才大备略无遗：阴阳消长既未已，动静吉凶那不知。”那么，邵雍是用什么方法做到遇事前知的呢?
   王植在《皇极经世·观物篇》“观之以理”一节注云：“邵子之前知，人皆惊异而艳传之，疑其有异术焉。故邵子于此篇正示之，然乃其泄漏天机处。”朱子曰：“或问康节数学，曰且未须理会。数自是有此理，有生须有死，有盛便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时是将开，略放时是正盛，烂漫时是衰谢。又如看人，见其气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盖其学本于明理。故明道谓其观天地之运化，然后颓乎其顺，浩然其归。若日渠能知未来事，则与世间占覆之术何异?其去道远矣。其知康节者，未矣。”又日：“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知，更不待思量。”又日：“圣人知天命以理，康节只是以术，然到得术之精处，亦非术之所能尽。”又曰：“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康节是他见得一个盛衰消长之理，故能知之，若说他知的甚事，此知康节之浅陋者也。”王植说：“合此数条观之，则邵子所谓观之以理，为天下之真知者，即其观物之实，而其前知之由来，亦不出乎此矣。”
   在邵雍遇事能前知，有先见之明这个问题上，先儒的说法和认识是一致的。但邵雍是用什么方法做到遇事前知的，认识却有分歧。邵雍是观之以理呢，还是推之以术呢?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秘密。
   《皇极经世》以大量篇幅详列元会运世表和六十甲子年表，并列入自唐尧至后周二千余年历代治乱兴废事迹，其本旨是以天道阴阳消长与人事兴废治乱互相验证。邵雍之子邵伯温也曾指出这是“以天道验人事”和“以人事验天道”。而二者怎样互相验证?邵雍在其著作中却未标明其配卦方法和易卦推衍方法。这又是有待探讨的一个秘密。
   邵雍为什么“露头藏尾”呢?对这个问题，他在《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已经讲清了：“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千万年，亦可以理知之也。”在这里，他指出了“探其体，潜其用”的问题。他在《皇极经世》中特别强调体和用的关系。体是自然的本然规律，用是运用规律，有所作为。他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太极为体，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为用；道为体，人事因革为用，等等。体属先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属后天，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在《皇极经世》中也是明体藏用。邵伯温对此解释说：“其消息盈亏之说，不著于书，其人求而得之，盖藏诸用也。”
   笔者写的《皇极经世演绎》一书于2006年7月出版发行，该书着重研究先天易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目的在于对《皇极经世》探其体，明其用，按照先天易规律，揭示元会运世、六十甲子的配卦方法和推衍方法，按照易理、易卦验古、察今、推来。笔者认为，只要探明先天易蕴含的规律性问题，其中隐藏的秘密就可以挖掘出来，邵雍的前知之明也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这本《演绎》，涉及到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部分重大事件的分析认识，以及与易卦的对应关系。还涉及到对未来历史的分析认识，及其与易卦的对应关系。尤其对未来历史的发展，谨以所对应的易卦为依据，属于假说之类，有待于未来历史去验证。
   此外，笔者还在《用易琐谈》、《易数拾零》两本著作中，对《乾凿度》推演法、挂一图、既济图进行了阐述，是近年来易学术数界从未涉及到的领域，必将对易数研究者和爱好者起到很好的启迪和帮助。
                                     （本文摘自杨景磐《皇极经世演绎》前言）